黄　翔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摘要：肖显静教授的近著是一部“史哲兼修”的学术大作。只有在合理地理解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后，才能正确地评价其研究的合法性和学术贡献。从麦克马林提供的概念资源出发，肖著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外在科学哲学”。这一研究进路所依赖的理论概念，即“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小写的科学革命”及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值得商榷和修补的地方。

关键词：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科学革命；内在科学哲学；外在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历史主义转向”的领军人物库恩（Thomas Kuhn）在为一部试图践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内在科学史”的著名文集所写的书评中曾说：“我自己拒绝同时进行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的诱惑，尽管我鼓励这两个学科的互动。为了哲学而进行的历史研究经常无法成为真正的历史研究。”[1]183在一次采访中他也明确表示：“我从来无法同时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家，尽管两个学科在互动”。[2]316库恩清楚地看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同时完成一份史哲兼修的研究将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①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想提醒当时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者，特别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HPS）”运动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们，想要同时满足两个学科的规范绝非易事，搞不好就会落得即做不好科学哲学也做不好科学史的下场。所以，支持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以各种方式互动的库恩自己宁可分别去做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也不愿尝试史哲兼修的工作。②拜读过肖显静教授的大著《科学思想史—自然观变革、方法论创新与科学革命》（以下简称“肖著”）之后，库恩的这两句话不禁在我脑中再次回响。[4]这是因为肖著就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力图史哲兼修的尝试。所谓“雄心勃勃”，不仅因为全书拥有近700页和近百万字的篇幅，还指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过一部正常的科学史著作所应有的范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冠以“科学史”或“科学思想史”的科学通史类著作能够将其内容延展到作者所写作的时代之后，因为科学史的一条基本规范就是避免言说史料所能展示之外的内容，而肖著则使用最后两章篇幅来畅谈未来科学所应该进行的一场被称为“可持续性”或“地方性”的科学革命。这种单从科学史规范来看颇为“胆大妄为”的作法，其合法性只能来自科学哲学，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肖著不可避免地要被理解为以史哲兼修为目的的工作。理解其中的合法性是深入理解肖著的学术贡献一个有效方式，因此，笔者将首先梳理该合法性，以作为之后与肖教授商榷的起始点。

本文第一部分借用科学哲学家艾尔南·麦克马林（Ernan Mcmullin）所做的“内在科学哲学”与“外在科学哲学”的二分，将肖著理解为一种外在科学哲学，并以此来梳理其研究的合法性、研究难度与学术价值。如果这一看法正确，那么肖著从科学哲学关怀出发来看待科学发展历程，并对未来生态科学观的革命性展望便可以理解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且其试图通过科学史资源来寻求支持的方式尽管存在难度也是令人敬佩的。第二部分聚焦于肖著的哲学关怀所依靠的基本概念即“大写的科学革命”和“小写的科学革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论证这两个概念需要更为清晰，且两者之间的关系要比肖著所描述的更为复杂。

一、基于“史哲兼修”的一种外在科学哲学的大胆尝试

库恩对“史哲兼修”的谨慎有其研究风格的个人喜好的因素，而对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更为系统的质疑表现在科学哲学家罗纳德·吉尔（RonaLd GIere）于1973年发表的题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亲密关系或权宜的婚姻？”的文章中。在这篇直接针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特别是HPS的名文中，吉尔指出：

如果我们承认知识论是规范性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科学史中得到知识论—除非我们能够对如何从事实中产生规范做出哲学上的说明。

[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般性问题是展示历史事实可以支持哲学结论，并说明这如何是可能的。除非这个问题获得解决，科学哲学的历史进路将无法成为一个概念层面上融贯的研究方向。[5]290，292

我们不妨将这两段文字称为“吉尔挑战（GIere’s ChaLLenGe，GC）”。该挑战的论证结构可以重构如下：

（GC-1）科学哲学在元层面上对科学的规范性部分进行研究。

（GC-2）科学史是在元层面上对科学的历史性事件和人物的描述性研究。

（GC-3）从描述性研究中无法得出规范性结果。

结论：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哲学无法形成融贯的研究方向。

如果，吉尔挑战成立，那么，肖著的整体学术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肖著中关于大、小写科学革命的概念以及对未来科学革命的展望都属于（GC-1）中的规范性讨论，而肖著中大量篇幅所描述的西方科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中的人物和思想，都属于（GC-2）中的描述性研究。根据（GC-3），这两方面的研究无法相互支持，因而会成为难以融贯地缝合在一起的两张皮。因此，只有成功地回应吉尔挑战，才能正面评价肖著的学术价值。

回应吉尔挑战可采用不同策略。①此处笔者将采用麦克马林的回应策略，因为该策略为肖著的研究进路提供了一个十分合适的概念框架。曾任教于美国圣母大学的爱尔兰裔科学哲学家麦克马林自己也是一位史哲兼修的学者，他对宇宙论史、科学与神学关系史以及伽利略的理想化模型等问题做出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回应吉尔挑战的基本策略是质疑（GC-1）。他并不直接否定（GC-1），而是承认科学哲学的规范性特征，但认为（GC-1）对科学哲学的规范性特征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其实，他在一篇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辩护的长达55页的长文中，已经形成了回应吉尔挑战的一种初级版本。[7]该版本首先区分了两种科学哲学：外在科学哲学（Exter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PSE）和内在科学哲学（Inter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PSI）。所谓“外在科学哲学”是指跳出科学研究本身，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给出有关科学应该是怎样的以及科学研究应该如何进行的规范性理论。外在科学哲学中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外在于科学的某种形而上学先验原则为出发点，形成科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理论的科学哲学，可被成为“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科学哲学（MetaPhysics-base Philosophy of science，PSM）”。[7]24亚里士多德的因果理论、笛卡尔的机械论等经典理论是这种科学哲学的代表。第二种则避免形而上学预设，而以逻辑或数学规范作为知识论和方法论规范的起源，以形式逻辑作为刻画这些原则的工具，可被称为“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哲学（Logic-ba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PSL）”。[7]25逻辑经验主义是这种科学哲学的代表。

这两种PSE可以满足吉尔的（GC-1）前提，然而内在科学哲学PSI则并不满足该前提。所谓“内在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家们的实践研究中的各类明晰或隐含的规范、规则、标准为出发点，通过观察和描述有能力的科学家们在他们成功地进行科学实践过程中的各类规范性行为来形成和建构规范性的科学哲学理论。PSI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它并不在抽象的先验原则中寻找科学研究中各类规范，而是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通过分辨和总结科学家们在其成功的实践活动中所表现的规范来理解科学规范。在20世纪60年代末，麦克马林的PSI可以看作今天已占主导地位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的先驱。第二，PSI中所分辨和总结出的规范是可错的，在不同的实践条件和环境中也是可变动的，遵循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brium）的原则，即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规范可以随着新观察和新事例的出现而发生调整和产生变化。第三，PSI是一种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它所关注的是科学家们所做的而不是他们所说。科学家们自己讲述的科学方法常常是理想化、简单化甚至是修辞性的表达，并不是真正指导他们实践的方法。因此，聚焦真实的科学实践活动是PSI的基本要求。第四，由于PSI所给出的各类科学规范会随着实践范围的变化而变化，也会因科学实践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的改善而发展。科学史所揭示的科学实践的历时性发展过程及其中因遵循反思平衡而发生变动的原因，将成为理解科学规范得以成立、持续和变化过程的重要资源。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史将会成为PSI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7]26-28综上所述，麦克马林回应吉尔挑战的初级版本可以重构如下：

（M-1）科学哲学在元层面上对科学的规范性部分进行研究。

（M-2）并不是所有科哲哲学的规范性研究都如PSE那样以某种先验原则为出发点，PSI要求从科学实践活动中观察和总结出其中规范性原则。

（M-3）PSI研究依赖科学史资源来理解科学实践中各类规范遵循反思平衡所产生的变化。

结论：PSI是一种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向。

（M-1）从字面上看就是（GC-1），然而，两者对什么是科学哲学规范性性研究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吉尔对科学哲学的理解中只有麦克马林所说的外在科学哲学PSE。（M-2）引入内在科学哲学PSI的研究方向。（M-3）指出PSI对科学史的依赖关系。（M-2）和（M-3）的引入使得吉尔挑战中的（GC-2）和（GC-3）变得无关紧要。①无论科学史是否是描述性的，也无论描述性的资源是否能够推出规范性结论，自然化的PSI都需要依赖科学史来理解科学实践活动中的各类规范的产生和变化过程。

麦克马林的这个回应版本只指出了为何PSI依赖科学史，而没有顾及PSE。在出版于1974年的直接回应吉尔的文章中，他进而论证PSE的一些研究也会依赖科学史。[8]由于PSE依赖某些先验原则对一些知识论概念如“确证”、“说明”、“证伪”等给出直觉上的精解（IntuitiveExplication），并以此来进行一系列工作，如对相互竞争的理论予以知识论评价，对科学变化给出合理性说明，对理论实体的本体论状态给出解释等。麦克马林指出，纯粹依赖形而上学或逻辑数学的先验原则来给出的直觉精解，无法单独地完成上述工作。举例来说，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进行选择的标准到底是“确证”还是“证伪”，是波普尔式的证伪还是拉卡托斯式的证伪，是使用融贯标准还是使用假说-演绎模型等问题，都不是只用逻辑数学原则可以解决的，因为对评价理论的标准直觉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也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展现为不同的样态。因此，辩护某种理论评价标准的科学哲学家们一定会在科学史或当代科学实践中寻找支持自己立场的例证。[8]595-596由于当代科学实践越发专业化和分支化，更容易被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所理解的科学史则成为科学哲学家们更愿意去寻找案例的地方。总之，麦克马林在1974年的文章中所给出的对吉尔挑战的回应，可以看成是对前一个版本的补充：

（M-1）科学哲学在元层面上对科学的规范性部分进行研究。

（M-2）并不是所有科哲哲学的规范性研究都如PSE那样以某种先验原则为出发点，PSI要求从科学实践活动中观察和总结出其中规范性原则。

（M-3）PSI研究依赖科学史资源来理解科学实践中各类规范遵循反思平衡所产生的变化。

（M-4）PSE中所依赖的直觉精解在很多科学哲学的讨论中无法单独完成工作，因而，许多科学哲学家在科学史中寻求帮助。

结论：PSI是一种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研究方向，同时，PSE中许多工作需要与科学史合作。

（M-4）与（M-1）、（M-2）和（M-3）一起形成了麦克马林对吉尔挑战更为完整的回应。其最终结论是内在科学哲学PSI是一个以科学史为基础的科学哲学，而外在科学哲学PSE的许多研究工作也需要依赖科学史的帮助。在麦克马林的回应中，吉尔挑战中的规范性与描述性二分的论证前提被搁置了。对此二分麦克马林评论道：“逻辑主义[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进路的辩证关系对决定理论评价问题在哪种程度上是规范性的这个问题来说至关重要。一般来说，逻辑主义是规范性的，但是如果它需要科学史的支持，那么这个断言就需要软化。看起来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必须结合。如果我这里提出的观点正确，那么科学的知识论将很有可能需要两者的共同努力。”[8]600

现在回到肖著。肖著对“史哲兼修”的追求如果在麦克马林的PSI、PSM和PSL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即可成功回应吉尔挑战并建立自己的合法性。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出两个判断。第一，肖著的史哲兼修并不是一种内在科学哲学PSI。我们在上面看到，PSI要求从科学实践的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类具体的隐含或明晰规则中，总结归纳出一般性的规范性结论。这种自然化的、可错的、遵循反思平衡的研究进路要求研究者在仔细研

究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从这些资料中发掘出科学实践中各类明晰和隐含的规范。肖著明显地未采用这种方式。一方面，肖著对科学史部分并没有着力发掘第一手资料，而是整理、编纂第二、三手资料中的判断和结论，来支持其大、小写的科学革命与“综合论”等理论概念。①另一方面，这些理论概念在全书“引言”部分就已经从对库恩、科恩、夏平、舒斯特等学者的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讨论中得出，并不是科学史研究的结果。我们要做的第二个判断是，如果肖著的“史哲兼修”是一种外在科学哲学，那么，它到底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科学哲学PSM还是以逻辑为基础的科学哲学PSI呢？答案应该是前者。这是因为肖著的理论起点并不是某些推理规范或形式化模型，而是科学实践中所涉及的认知、社会和文化政治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理解这些复杂、动态且相当多样的互动关系需要我们对心理、行为、社会和政治的本体论特征以及对这些特征的可认知和可描述性有所预设。对这些预设的阐述是肖著在“引言”部分完成的，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之后梳理和解释科学通史部分以及未来科学展望部分的主要理论依据。

如果以上两个判断正确，我们可以说肖著是一部史哲兼修的学术大作。作为一种PSM其研究方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可以因麦克马林的论据而得到辩护，无需被吉尔挑战所困扰。同时，麦克马林的分类也让我们看到肖著的研究难度，无论从所涉及内容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来看，都是令人惊叹的。首先，肖著的综合论试图结合科学实践中的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整合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形成一个对科学发展过程更为深入的研究框架。由于涉及了各个层面上诸多异质性因素，这个研究框架的建构和应用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其次，受库恩和科恩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影响，肖著创造性地区分了“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小写的科学革命”的概念，不仅用来说明西方科学思想发展史，还以此来展望未来科学发展的大脉络。作为一种PSM研究的肖著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概念性区分是否合适。笔者认同这个概念性区分极具启发性，然而，在一些具体细节上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二、“大学的”与“小写的”科学革命的关系究竟如何

刘大椿教授在为肖著写的序言中敏锐地指出，“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小写的科学革命”的概念会引起争论，然而“真理愈辩愈明”。[4]III本文后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对大椿教授提议的响应。首先，我们需要看一看这个两个概念是如何定义的。肖著认为“大写的科学革命”是哲学层面上的范式转换，即“本体论（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变革，是科学认知基础性的、根本性的革命”，而与此相对的“小写的科学革命”是科学层面的范式转换，即“具体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工具的变革，是科学认知非基础性的、非根本性的变革”。因而，“大写的科学革命”也可被称为“元科学革命（The Meta-scientificRevolutions）”、“形而上的科学革命（The MeTaPhysicaL scientific Revolutions）”、“奠基的科学革命（The Foundational- scientific Revolutions）”，而“小写的科学革命”则可被称为“次科学革命（The Secondary-scientific Revolutions）”、“形而下的科学革命（The Physical-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般的科学革命（The General-scientific Revolutions）”。[4]7姑且不论这些称呼及其英文翻译是否合适，从上述定义和称呼中可以看出肖著在两个层面上区分大、小写科学革命：在学科层面上区分哲学的科学革命和科学的科学革命，在优先性的等级层面上区分基础性的科学革命和相对浅层的科学革命。

这个区分大体上来说可以接受。我们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比较容易识别出大写的科学革命，比如，对比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四因说之上的经院物理学与科学革命后的机械论物理学之间的不同，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在本体论、方法论、知识论层面上都有很大差异，因而符合大写的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变化。而对时间跨度较小，特别是由个体科学家引入的理论和操纵层面上的创新，例如，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模型、牛顿用三棱镜对颜色的性质给出的“判决性实验”等我们常常可以将它们称为“小写的科学革命”。用这个区分作为PSM的理论起点，在考察科学史时有个重要的优势，即能够用大写的科学革命的概念照顾到库恩式的大尺度的范式转变的同时，也能用小写的科学革命概念照顾到小尺度的科学变化中的连续性和个体科学家们的认知创新。因此，这个大、小科学革命的区分如果用得合适，当能成为史哲兼修的研究进路中一个有用的启发性（heuristic）工具。笔者在这里所要质疑的并不是这个区分本身，而是两种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肖著在定义了两种科学革命之后接着说：

发生“大写的科学革命”的时候一定发生“小写的科学革命”，但发生“小写的科学革命”的时候不一定发生“大写的科学革命”。就此而言，“小写的科学革命”是随附于并且衍生于“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小写的科学革命”又可称为“随附的或衍生的科学革命”[The Supervene or Derivative scientific Revolution（s）]。[4]7

在这段话中，“就此而言”之前的表述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从这个表述中无法推出“就此而言”之后的表述内容。这个表述应该意味着大写的科学革命随附于小写的科学革命而不是相反，因为不可能在大写的科学革命发生时不伴随着小写的科学革命的发生，而小写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并不一定伴随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也许我们并不需要纠结于“随附”这个哲学词汇的使用是否合适，更重要的是使用这个词的动机。从上述“大写的科学革命是基础性的，小写的科学革命是非基础的”的判断，以及将“随附的”一词等同于“衍生的（derivative）”的作法中可以看出，肖著坚持大写的科学革命优先于小写的科学革命。笔者认同大写的科学革命意味着更多的哲学层面上的变化，而小写的科学革命中更多的是科学层面上的创新，但并不认同大写的科学革命总是优先于小写的科学革命，而认为所谓的“优先性”是相对的，在很多时候，小写的科学革命相对更为基础、更为优先。我们有三个理由来坚持这个看法。

第一，分辨大写的科学革命与分辨小写的科学革命的标准并不同一，因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优先性”标准。分辨大写的科学革命一般是在时间跨度较大的情况下，从元层面上的第三者视角出发对科学群体的本体论、方法论承诺以及知识论和价值论规范的变化所做出的分辨。在这种变化过程中，群体中的科学家个人常常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与某个大写的科学革命相关。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模型是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物理学转变为机械论物理学这一大写的科学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哥白尼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模型为整个科学在日后所带来的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们所说的“科学革命”，而只是认为新模型能够更好地保存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天体所要求的匀速圆周运动的同时，复兴一些古代天文学家曾提出过的“日心说”。实际上，在自然观与本体论层面上，哥白尼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经院自然哲学并没有太大的冲突。哥白尼意识到自己的模型的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renovatio）”，而且这个创新在当时并不会轻而易举地被其他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们接受。[9]568这个创新就像肖著所承认的那样，是一种小写的科学革命。[4]270总之，大写的科学革命是一个哲学家或科学史家在分辨时间跨度较大的、发生于群体性变化的概念工具，而小写的科学革命则是可以用来理解科学家个体的创新活动的概念工具。由于两个概念工具运作在不同层面上，我们很难说哪个更为优先，也无法说小写的科学革命可以“衍生于（derIvedfrom）”大写的科学革命。这就是为什么在哥白尼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场大写的科学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却不能说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优先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模型这个可被称为小写的科学革命，或者后者“衍生于”前者。

第二，从发生的次序来看，小写的科学革命常常先于大写的科学革命，而不是相反。①举例来说，哈金（Ian Hacking）通过一种可被称为内在科学哲学PSI的历史本体论研究中，在西方科学思想发展过程里识别出六种科学推理风格：数学中公设式风格、对可观察对象的测量和实验风格、以类比模型建立假说的风格、对研究对象对比和分类的排序风格、对样本的统计和概率计算风格、对发生性（Genetic）过程的历史性叙述风格。[10]4-5这些推理风格产生于科学发展史中的不同阶段，并在各种科学实践中积淀下来，共同构成了当代科学研究的推理工具。按照肖著的标准，我们可以将这些推理风格的产生看作是一种在科学方法革新层面上的小写的科学革命。哈金指出，在每个推理风格的产生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的是各自的为真标准，以确立其合适的研究对象和适用范围。至于其中所涉及的本体论问题，则是在之后的实践和反思过程中逐渐展开的。例如，第一种推理风格即数学公设式风格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其象征性的创始者是泰勒斯，而对于数学的本体论理解则在之后的柏拉图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长时间争论中逐渐发展出来。[10]47-48，58-60换言之，与大写的科学革命相关的自然观和本体论承诺的讨论在建立在具体理论、方法和工具的变革创新之上的小写的科学革命发生之后才得以慢慢发展出来。如果上述观察正确，我们可以说在很多时候，小写的科学革命在发生层面上要优先于大写的科学革命。

第三，对大写的科学革命相对于小写的科学革命的僵化的优先论也会干扰对大、小写科学革命的区分，增加此区分的含混性。这也表现在肖著对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处理上。在“引言”部分，肖著提出了五种大写的科学革命，分别产生古希腊的哲学式科学，中世纪神学式、哲学式和万物有灵论式的混杂科学，近代机械式科学，现代有机式科学，未来可持续式科学。[4]34在第14章中合并了前两种革命，形成四种经过大写的科学革命而得来的科学阶段，即神学和哲学的古代科学，机械和实证的近代科学，有机和整体的现代科学，以及地方的和持续的未来科学。[4]627在“结语”部分更明确地指出四次大写的科学革命：

以历史展开为线索，科学革命的演进形式是：史前晚期的“神话式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式科学”→近代的“机械式科学”→现代的“有机式科学”→未来的“地方性科学”（“可持续式科学”）。[4]638

在这段中，四个箭头分别代表四场大写的科学革命。然而，在介绍近代科学革命的第七、八、九章中，除了第九章讨论的“从万物有灵论到机械自然观”的大写的科学革命是读者在“引言”中已知的外，在第七和第八章中，颇为突兀地引入了两个新的大写的科学革命，即第七章的“从抽象的数学理念到具体的数学实在”的数学革命和第八章的“从泛灵的经验到激扰的实验”的实验革命。对于后两种革命，肖著在一些地方坚持是大写的科学革命。这与“引言”、第14章和“结语”部分的四或五次大写的科学革命的说明有所冲突。读者难免质疑为什么第七章中的“数学革命”和第八章中的“实验革命”在肖著的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名目中时隐时现。肖著对“数学革命”、“实验革命”和“机械论革命”这三个大写的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曾给出如下判断：

无论是“数理科学”还是“实验科学”，其实都是“实证式科学”，似乎都没有触及近代科学的本质，近代科学的本质还是“机械”，用“机械式科学”称呼近代科学比较合适。因为，近代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学天文学，亚里士多德的内在目的论与哲学的物理学，以及“自然主义对世界的深度‘魔幻化’”的反动，总体上是在对世界“祛魅”基础上的实证研究。[4]636

从这段文字看，肖著在“引言”、第14章和“结语”中，将“数学革命”和“实验革命”从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名目中除去的原因似乎是这两个科学革命的实证性在“祛魅”层面上做得不够彻底。然而，这个说法也是让人疑惑的，因为“从泛灵的经验到激扰的实验”也是一种相对清晰的“祛魅”过程。在此，笔者并不想进一步探讨肖著中大写的科学革命的名目中的含混性问题，而是只想指出，作为一个有用的启发性分析工具，大、小写科学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必如肖著预设的那样，遵循某种固定的优先化秩序。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小写的科学革命有时会优先于大学的科学革命。例如，我们不妨认为“数学革命”、“实验革命”和“机械论革命”分别是在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对研究对象的本体论预设上的革命，都是小写的科学革命，它们最终汇聚到一起引发了16、17世纪发生大写的科学革命。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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